如果说悲壮倾向的忧国诗词表露出李叔同“内融型”思想的个体性，悲婉风格则指向了其脆弱的一面 。无论是回津探乡时的《夜泊塘沽》（1901）“春来春去奈愁何？流光一霎催人老”，还是《喝火令》（1905）“故国今谁主，胡天月已西 。朝朝暮暮笑迷迷，记否天津桥上杜鹃啼，记否杜鹃声里几色顺民旗”，都悲哀、凄婉、迷离，但也仅仅是哀叹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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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1896年摄于天津 。
倘若说，梁启超等政治倾向明显的知识分子与李叔同进行比较尚不足以论证后者“忧国诗词”只悲不叹的特征，那么与李叔同具有相似经历的鲁迅，便为李叔同“内融型”思想再添力证 。鲁迅留日求学期间诗词作品数量有限，但为数不多中就有着“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壮，不仅点明故国风雨飘摇，也将救亡落在了实处的“我”的行为上而非缥渺的“英雄” 。
因此，李叔同诗词中拳拳哀国心显见，拳拳报国行却不见踪影，不断的哀叹、泪流、悲戚弱化了诗词中对国破家亡的愤懑与壮志，显现出李煜式的亡国之悲，这也是李叔同“内融型”思想的外化体现 。这种“内融型”思想也预示着李叔同似乎无法抵抗之后的两次精神危机，也无法完成五四运动前漫长黑暗期中俗世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
"救国”与“念佛”，
在乱世之中形成逻辑圆圈
将时间拉长，晚年的李叔同，在面对日军入侵的又一次国破家亡之危时，强烈忧国情喷涌而出，激昂诗风盛如当年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李叔同对“英雄神话”的依赖明显可见减弱，“内融型”思想韧性提高，救国的自我显现 。选择佛教作为自身个体精神救赎的方式后，李叔同同样在救国之路上找到了支撑 。其中最为出名的即“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警语 。
明显地，在李叔同这里，“救国”与“念佛”两者被联结，在乱世之中形成逻辑圆圈，其中“必须”一词呈现了佛门中人弘一法师对宗教救赎力量的强烈推崇，不仅能救人于精神危机中，而且能救国于民族危亡时，念佛的价值与合理性在此显现 。1941年腊月，李叔同“赴泉州百原寺，又至开元寺小住；值结七念佛”，又一次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特加题记对此做出阐释：“佛者，觉也 。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增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
佛法的启蒙觉醒之力被凸显，“念佛—救人—救国”的逻辑链条完成，忧国忧民之情蕴纳其中，这种落于实处的个人之为而非缥缈的“英雄神话”，给予了浓烈爱国情感以皈依，虽思想特质仍为“内融型”，但显露出解除精神危机后的不迫与坚定 。更为激昂的情感外化体现于《为红菊花说偈语》一诗：
诗序：辛巳初冬，秋月凝寒，贯师赠余红菊一枝，为说此偈 。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 。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
“红菊花”亭亭，颜色“殷红”，向世人展现“高标”、“劲节”，由此引向乱世国破中的“我”，要做的便是“流血”“殉教” 。短短五言绝句，悲壮、凛然、激昂等情感混而融之，似破土春草聚而涌现 。这首抗日战争时期的明志之作，成为了李叔同诗歌写作生命的绝笔 。
弘一法师，李鸿梁摄于1931年 。
此时的李叔同，已不再如晚清时期面对国破家亡，无力悲叹只能寄托英雄造化，而是自我精神危机消逝后，个体力量彰显，如同梁启超的“三民”学说，殉教报国成为了家国危亡时李叔同具有个人思考特色及可行动性的救国之举 。这种激进的、自我牺牲的个体式挽救国家民族的决心与意念，李叔同在1939年致信中曾有表明：“对付敌难，舍身殉教，朽人于四年前已有决心 。”浓烈的忧国情感在诗词中涌动，促使李叔同在宗教世界里完成个体救赎后，其“内融型”思想落于实处，生发出独特力量，仿若鲁迅“反抗绝望”精神内核所具有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
不过明显地，忧国诗词的“悲婉”情感模式在李叔同晚年创作中被有意规避与隐藏，在其入佛后的其他晚期文学创作中，更多显现出的是兴然趣味与淡然含蓄之韵 。对于绮丽之词的摒弃，是李叔同皈依佛门后于诗词创作上较为明显的转变，从《护生画集》配诗上即可窥见晚年李叔同的思想旨趣 。《众生》中“普劝世人，放生戒杀；不食其肉，乃为爱物”的佛家仁爱，《生机》中“小草出墙腰，亦复饶佳致 。我为勤灌溉，欣欣有生意”的恬淡悠然，《解放》中的“至诚所感，金石为开 。至仁所感，猫鼠相爱”的智慧平和，多棱面地丰富了李叔同诗词创作风格，同时也勾勒出宗教救赎自我后逐渐坚定平和的“内融型”思想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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