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西苑，是指皇城之内西苑门一线与西安门之间的广大区域 。其间除布列众多的内府监局之外，主体为皇家苑囿，较之清代仅以三海区域为西苑，范围要大得多 。自永乐时起，明廷在这片区域即不断地有营建活动，高峰期则当属嘉靖朝 。西苑在明代政治中的地位，自北京紫禁城建成后，也以嘉靖朝最高 。自嘉靖中期世宗移居西苑至其去世的近三十年间，这里是明帝国的政治中心 。西苑因此受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关注 。目前研究成果最多的，是其布局复原和营建过程 。先后有单士元、徐苹芳、周维权等学者为此努力，他们完成的详略不等的西苑复原图，为直观认识西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嘉靖帝的道教活动对西苑意象的塑造以及对当时物质文化的影响，近年也有宗教史学者探讨 。对于此期明廷高层政治，学者熟知的是阁臣与武臣、佞幸道士的相结与利用以及阁辅之间的倾轧等内容，以世宗移居西苑为常识，对于日常政治的运行，尤其是如何在西苑这个新的地理空间内展开殊少关注 。而当我们将目光转移至此，会发现以下问题随之而来：随着核心决策层活动场所的变动，内外廷沟通的具体路线又会怎样变化？现有的西苑复原图是否足以将此一一落实？西苑入直人员的构成，是否使此期的政治核心层出现与其他时期不同的特征阁臣入直西苑后，直庐与内阁之间关系如何？弄清楚这些问题，对深化嘉靖中后期中枢政治、西苑地理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当不无助益 。
其实稍加细究，关于世宗移居西苑的时间、“壬寅宫变”发生地的传统认识即非无可修正 。这是西苑地位提升的起点，本文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
一 明世宗移居西苑及西苑入直的常态化
明世宗从大内迁居西苑仁寿宫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宫变之后 。这几乎是嘉靖末以来的共识 。《明世宗实录》载，“自壬寅宫闱之变，上即移御于此，不复居大内” 。沈德符也说：“世宗自己亥幸承天后，以至壬寅遭宫婢之变，益厌大内，不欲居 。或云逆婢杨金英辈正法后，不无冤死者，因而为厉，以故上益决计他徙 。”此说影响很大，但实际上并不准确 。宫变的地点就是西苑，而非紫禁城中 。
关于壬寅宫变的地点，由于史料记载大多含混，不免引起疑问，无园和王子林曾专门考证，结论都是大内乾清 。不过这仍是推测，并无直接的史料依据 。研究者常引张合的《宇载》为证，但《宇载》只分别记载了司礼监张佐审办杨金英等人的题本和乾清宫的结构，这两条之间并无关联，不能强为捏合 。其实《今言》记载名医许绅医治宫变后的明世宗时明确说道，“嘉靖西苑宫人之变，圣躬甚危”，可见事发地是在西苑 。如果嫌《今言》此话证据不坚，可再举当时人王同祖的奏疏为证 。王同祖时任国子司业，宫变发生后不久，他上疏世宗，建议“还宫”和“改元” 。疏中说：
臣伏见皇上近岁恒居西苑，臣以为西苑僻在一隅，宫墙浅隘，岂万乘临御之所 。近者致变，可为寒心 。臣愿皇上入居乾清宫 。
这条最直接的证据之前一直未被学者注意 。《五龙山人集》在此疏之后还附录了一份《辟雍纪事》，详述王同祖的上疏背景：“嘉靖壬寅十月朔，国子监司业王公与祭酒张公同至西苑，道经皇上所居万寿宫，因见宫墙浅隘，门禁疏简，官员人等往来出入无常 。公意惕然……是月二十一日，忽有御寝大变，圣上几危获安 。尔后大臣、台谏但疏入慰安庆贺而已，司业公因竭忠发愤，草奏未上，犹俟有言之者 。至十二月十五日以后，竟无敢言之人 。公遂以死自誓，以体元、居正二事委曲讽谏，冀移上心 。”王同祖上疏后被勒令为民，可能是出于避讳，“实录”中未记王氏的上疏和下场，以致后世纷纷猜测 。现在有了这份证词，宫变之地已无可疑，而且在此之前的数年，世宗已经“恒居西苑” 。王子林对事变之地在曹端妃住所、宫女何以能迅速通知方皇后有疑问，这也容易解释，当时世宗宠信的后妃也都迁居西苑仁寿宫，居所之间不像紫禁城中相隔那么远 。这一点也有证据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册封张、马二氏为妃，册封仪仗队和执事官自紫禁城出发，“由右顺门至迎和门”，进至二妃寝宫行册礼，礼毕，“淑妃、贞妃各具礼服于仁寿宫，候上服皮弁服，升座，皇后亦具服升座”，向帝、后行拜礼 。仁寿宫即西苑仁寿宫，迎和门是出入仁寿宫的大门 。册、拜礼都在仁寿宫而非大内举行，说明此时帝、后和二妃都居于西苑仁寿宫 。此时离宫变还有八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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